部分文化名人在“胜利大营救”后的合影。    

东滘口“胜利大营救”事迹展通过大量照片、文献与文化名人的回忆史料，重现当年壮举。    

江门原创话剧《开往东滘口的船票》再现了一段关于生死逃亡、文化传承与人性光辉的历史故事。    

东滘渔村现貌。    

中国画作品《香港大营救》。    

陈京元展示父亲陈秋帆的照片。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段被茅盾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历史，通过一场展览再度浮现于公众视野。8月29日，“烽火文澜——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专题展”在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开幕，以大量珍贵文物和史料，完整再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文明守护之路。

　　时间拨回1941年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签署投降书，日军随即贴出布告，勒令知名文化人限期“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从重庆连发急电，指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东江游击队“不惜任何代价，抢救文化火种”。一场关乎中华文脉存续的大营救，悄然启动。

　　在这场跨越粤港澳、总行程近2万里的秘密行动中，江门——这座濒海侨乡，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深厚的侨乡网络和广泛的群众支持，成为转移路上最可靠的“生命通道”。渔民摇橹引渡、侨商筹款济急、百姓冒险掩护……平凡人的勇气汇聚成历史洪流，成功护送夏衍、蔡楚生、梁漱溟等大批文化名人脱离险境，真切展现了全民族抗战史上的“江门担当”。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黎禹君 通讯员 路松

　　绝境选点：

　　江门何以成为“生命通道”

　　在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烽火文澜——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专题展”通过丰富翔实的展陈、珍贵的文物，系统还原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江门之所以成为专题展的举办地之一，是因为这座城市在当年大营救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广东省政协文史馆副主任陈宣中表示，本次展览深度融合文史研究新成果，首次完整披露包括西线在内的多条营救路线，尤其是香港、澳门至台山东滘口、广州湾（今湛江）等关键节点，极大补充了以往叙事中的模糊环节。

　　东滘口——这座位于台山都斛的小港口，为何成为粤西海上交通线的核心登陆点？台山市博物馆馆员冯浩然道出其中的关键：“东滘口距离香港不足80海里、距澳门仅48海里。20世纪40年代，由于日军 侵华，广州、新会等地相继沦陷，而台山地区尚算安全，故只能开设都斛到澳门的航线，保持航运。”

　　地理优势方面，该线路是不足80海里的“隐蔽缺口”。江门地处珠江口西岸，北接西江、南临伶仃洋，与香港、澳门形成“三角犄角”之势。东滘口凭借天然滩涂与潮汐规律，成为日军严控主航道外的“隐蔽缺口”：退潮时船只藏于滩涂，涨潮时借水流迅速离岸。自1938年广州沦陷后，日军重点布防主航线，粤西支线防御薄弱，而江门 民间长期依托侨汇发展起近千艘渔船与商船，平日用于渔业与侨批运输，战时则悄然转为救援的“秘密载体”。

　　侨乡网络方面，侨胞跨洋织就“保护网”。作为中国第一侨乡，江门拥有超百万海外侨胞，形成覆盖港澳、东南亚的侨商与宗族体系。这一网络在抗战时期迅速转化为营救资源：台山籍美国归侨陈孔图经营的香港大中华酒店，成为文化名人秘密中转站；斗山陈氏、开平司徒氏等宗族在多地设立的“侨批局”，不仅提供资金，更利用其网络与资源承担情报传递与船只协调功能。

　　战略中枢方面，江门是承东启西的转运枢纽。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廖承志、张文彬等人在香港紧急部署，制定陆路、水路两套转移方案。其中水路西线（从香港经澳门至台山、江门或湛江，再转入广西）成为关键路径。江门凭借发达的水陆网络，承担起连接澳门与内地大后方的“转运中枢”职能。夏衍、司徒慧敏、金山、梁漱溟等大批文化名人，正是经此路线安全撤离。

　　可以说，江门以地理、人文与战略的三重优势，在烽火岁月中默默守护着中华文脉的星火，成为这场“最伟大的抢救”中不可替代的生命通道。

　　三线突围：

　　“生命通道”上的江门智慧

　　在“烽火文澜——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专题展”现场，一幅由广东省政协与广东省地图院联合制作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路线图”首次系统公开。这张地图完整勾勒出东、中、西三线及多条辅助路径，清晰标注从香港、澳门经台山东滘口至广州湾（今湛江）等关键节点的真实路线，填补了以往西线叙事的空白。

　　江门人所铺就的，从来不是地图上冰冷的线段，而是一条条由勇气与智慧熔铸的“生命之路”。

　　“澳门—都斛东滘口—开平”，这是一条水路为主的“快捷隐蔽线”。此路以水路为主，利用潮汐夜行。文化名人傍晚自澳门码头上船，趁潮北行，翌日黎明即抵台山都斛东滘口滩涂。登陆后暂歇都斛镇，次日绕行台城，第3日抵三埠，第4日至开平，第5日傍晚即达肇庆。

　　这趟行程主要靠坐船，既能避开大片被日军占领的区域，又能减少在日军岗哨接受检查的时间，是当时速度最快、也最隐蔽的撤离路线。夏衍、梁漱溟、范长江、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王莹、郁风、金仲华、沈谱等多位文化名人，就是通过这条路线成功脱险的。因此，江门需要提前做好与海上各方势力的沟通协调工作，才能确保一路上的安全。

　　“澳门—石岐—江门市区”，这是一条借道沦陷区的“伪装通行线”。此路由澳门关闸登陆，经公路至石岐，转小船入江门，宿于江门大酒店。次日换船至北街，再陆行抵白石，傍晚渡江至棠下归侨招待所歇脚，第3日夜越鹤山直达肇庆。

　　这条路线要经过中山、江门等日军控制的据点，必须准备好“良民证”“通行证”，还要接受数道关卡的搜身，风险最高，但也因为路上行人多、人员复杂，容易混在人群里通过。叶浅予、戴爱莲、罗寄梅、盛舜、许迟、萨空了、华嘉、谢加因等20多人，就是靠这条路线脱离险境的。当时澳门正闹粮荒，很多老百姓也沿着这条路回老家，客观上给文化名人提供了“和老百姓一起走”的掩护。

　　“澳门—崖门—三埠”，这是一条服务国际友人的“特殊保障线”。该路夜间发船，经崖门转入银洲湖北上。首夜休于猫山麻风院（加拿大神父驻守，方便外语沟通），次日宿天亭村，再步行至石咀码头，转轮渡赴三埠，终抵柳州。

　　这条路线有快艇护送，沿途戒备很严密，外国人士和国民党高层人员多沿此进行转移。波兰裔记者爱泼斯坦偕同美、英、荷等国领事、记者及国民党要员共80余人，正是沿这条“特殊保障线”辗转至重庆。

　　或借潮汐夜航，或化装穿隙，或武装护航，只为在日军严控之下拓出希望之路，3条路线策略迥异，却同样凝聚着侨乡人民的胆识与智慧。

　　微光汇聚：

　　“生命通道”的守护者群像

　　“在党中央及周恩来同志的指挥下，这场秘密大营救可以说是历史的奇观，体现了党和部队与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对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大作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当时组织营救工作的东江游击队领导曾生在回忆录中的论断。

　　在这场“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中，江门人以其特有的勇敢与智慧，成为这场救援行动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之中，有深入虎穴的地下党员，有倾囊相助的侨商贤达，更有无数默默无名的百姓。这次大营救，不是少数人的“英雄独角戏”，而是无数普通人用勇气与热血织就的“安全网”。

　　作为营救行动的“主心骨”，江门籍地下党员凭借经验与勇气，开辟路线、应对危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外事组”组长李少石紧急参与高层部署，统筹多方救援力量；陈秋帆（台山籍）以家族酒店为掩护，机智周旋于敌特与海盗之间，护送大批文化人安全撤离；经验丰富的保卫工作者李筱峰（台山籍）隐于文化人队伍，一路护送茅盾、邹韬奋等穿越封锁；黄日东（台山籍）则在深山改建接待点，以“假地雷”智退日军扫荡，守护藏身之士。

　　依托侨乡优势与社会关系，江门籍侨商、民主人士成为营救行动的“后勤官”，以资金、物资与人脉破解转移难题。爱国侨领陈孔图（台山籍）香港独资创办了大中华酒店，后被中共地下组织选作“文化名人大营救”西线行动的临时指挥部和秘密汇聚点，成功协助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大批文化精英从香港安全撤离；冯祝万（鹤山籍）利用人脉筹取通行证、调拨紧缺药品，为脱险者雪中送炭；陈满（新会籍）冒险护送因高烧滞留澳门的爱泼斯坦，凭“运盐船”与假证明闯关日军检查站，保全国际友人安危，为后续的安全转移奠定了坚实基础。

　　渔民、侨商、乡邻等普通江门人，以最朴素的家国情怀成为营救行动的“末梢力量”，书写了普通人的非凡担当。例如，开平妇女领袖方玉莲，以杂货店为地下联络站，掩护无数同志过往停留；交通员李健行（台山都斛人）连夜引船接应，带文化名人潜行蔗林、避敌巡逻；赵其休（新会三江人）调度快艇、安置外宾，亲自徒步20里护送登船，默默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最后一程”。

　　他们没有留下多少名字，却共同照亮了一个时代。正是这些平凡的微光，汇聚成穿越烽火的文化星河。

　　文脉永续：

　　“文化守护”的江门答卷

　　江门在这场大营救中完成的，不仅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救人”行动，更是一场守护中华文明血脉的“文化捍卫战”。安全撤离的文化名人，日后多数成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奠基者；而被成功护送的文稿、手稿和电影器材，也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保存了珍贵的火种。

　　文化名家的“江门印记”——

　　安全经江门撤离的夏衍，在此次经历中更加坚定了文化报国的信念。他后来支持拍摄了《祝福》《林家铺子》等影史经典，并积极推动北京电影学院的筹建与中国高校电影学会的成立。

　　蔡楚生在台山都斛短暂停留期间，被当地渔民冒险护送的场景深深触动。这段经历融入他其后的创作，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家庭悲欢折射抗战时期的民族苦难，1947年上映后引发广泛共鸣，成为当时国产片的票房巅峰。

　　文脉传承的“江门滋养”——

　　“在这次展览展示的这场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中，有10位被营救的文化名人来自江门，他们分别是黄新波、李少石、司徒美堂、胡蝶、戴爱莲、黎民伟、刘思慕、司徒慧敏、卢敦与关文清。”江门市博物馆副馆长张一知介绍。

　　除了上述文化名家，更多文化人士将“江门记忆”融入后续事业，为中国文化发展注入持久活力。例如，戴爱莲通过这次转移深入中国乡土，其后在采风与创作中充分融合本土元素，开创中国现代舞“民族化”的道路。司徒慧敏则成功将一套电影录音设备护送至后方，并用于长春电影制片厂录音车间的建设，为新中国电影工业早期发展打下基础。

　　红色记忆的当代传承——

　　为展现我市红色基因，台山市2023年打造“胜利大营救”主题展览。走进位于东滘口的“胜利大营救”事迹展，这里通过大量照片、文献与文化名人的回忆，重现当年壮举。市民游客纷纷走进其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活化利用。2022年以来，都斛镇以东滘渔村为抓手，实施台山都斛“胜利大营救”粤西海上交通线及东滘口登陆旧址保护修复与活化利用项目，复原登陆码头、修建观景瞭望塔、布展东滘口“胜利大营救”事迹展等，深度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全面提升东滘渔村品质风貌和价值。

　　活动助力。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弘扬和传承“胜利大营救”精神活动在台山并不少见，除了台山东滘口纪念地“大营救胜利80周年”主题活动、“潮涌东滘口 星火耀九州”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胜利80周年展外，还有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江门·台山站）暨台山都斛东滘口胜利大营救文化之旅活动等，推动了这段历史走进公众视野。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展览和活动，了解了东滘口在大营救中的光辉历程。”都斛镇党委委员毛颖凤说。

　　这场历时近200天、成功撤离800余人的秘密大营救，无一伤亡、无一被捕，被茅盾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80余载光阴流转，伶仃洋的潮声依旧，当年的渔船与灯火早已隐入历史，但江门从未忘记那段烽火岁月——记忆被写进书籍、刻进石碑、融进一代代人的讲述中。

　　海风拂过东滘口，穿过展览厅，也轻轻吹进每一个来访者的心中。它诉说着一段由微光汇聚成星河的历史：那是渔民摇橹的臂膀、侨商募捐的善款、百姓无声的掩护，是一个个普通人以非凡勇气守护文明火种的宏大叙事。

　　如今，“胜利大营救”的故事仍在侨乡传颂。台山东滘口旧址的修复、主题展览的举办、红色文化线路的开发，都在不断唤醒这段记忆，让更多人读懂——平凡人挺身而出的担当，才是民族最深厚的力量；而对文化与希望的守护，永远不会被时代遗忘。

　　相关链接

　　“胜利大营救”重要功臣陈秋帆之子陈京元：

　　“我的父亲是 一位无名英雄”

　　谈及80多年前那场跨越粤港澳、辗转两万里、成功营救800多位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的秘密大行动，“胜利大营救”重要功臣陈秋帆之子陈京元语气中充满感慨与敬仰。

　　“父亲作为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协助大量文化人士安全转移，为革命事业贡献了重要力量。”陈京元说，“父亲一生隐姓埋名、默默奉献，是一位真正的无名英雄。感谢党和政府一直没有忘记这段历史，让他的事迹被更多人知晓。”

　　陈京元还特别提到，近年来，台山市积极建设红色教育基地，融合教育、旅游与体验功能，有效推广了本地红色文化。他表达了自己多年来的心愿：“我一直希望在台山为父亲建立一座纪念馆，可惜如今力不从心。”他寄语，希望以其父亲陈秋帆为原型创作的小说能够顺利出版，以此告慰先人，延续这段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