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高新港启动南沙“一港通”以及蛇口、盐田“组合港”模式，深度融入大湾区港口群一体化发展。邱昱 摄  

江海区、外海街道、彩虹社区三级联动建立幸福邻里汇，给“新江海人”提供了一个交流互动的新场所。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一九九二年的春天，纪实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发表，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号。

　　这震撼时代的强音，正是江海籍新闻人陈锡添，大着胆子发表出来的。

　　距“改革之窗”深圳仅70多公里，这里诞生过中国民主革命报业第一人陈少白、近代广东四大名医之首陈伯坛、白话文先驱陈子褒……

　　骨子里就镌刻了改革的基因的江海，胆子很大。

　　改革开放初期，江海早期建设者们就迈开了大步——通过股票公开买卖模式，大胆引进外资，仅用19个月就建成全国瞩目的外海大桥，并在通车次日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

　　如今，江海不改“大胆”本色，仅用两年时间，靠着拼劲儿闯劲儿，从一片鱼塘荒地里“无中生有”，挺进安全应急产业“国家队”。

　　敢闯、敢拼、敢试。

　　作为江门的“幼子”，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出生、成长、发展起来的“90后”，江海，好大胆！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何榕 胡晴晴 

　　一

　　那时，有了一座桥

　　谈及江海，在老一辈的“江门人”的记忆中，或许这是一个年轻得不能再年轻的城市，或许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城市。

　　甚至，1994年8月，新江海区组建时，到处是鱼塘、稻田、甘蔗地，全区百余平方公里范围内连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

　　改革开放初期，江海早期建设者们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创新精神，大胆通过股票公开买卖模式，仅用19个月就建成外海大桥，创下当时国内同类桥梁建设的最快速度，它也是当时省内已建成的最大公路桥梁。

　　正是这座桥，打开江门向珠江东岸进一步交流的“新大门”。时任江门市委书记黎子流曾回忆，在建设外海大桥之前，江门是一个“半岛”，去中山、珠海、澳门，甚至东莞、深圳、香港都要经外海渡口，让人望而却步。若遇上天气不佳，还要停渡，对内、外交往和经济影响非常大。

　　外海大桥的联通，改变了江门通往中山、广州、深圳等城市的通道，结束了江门的“半岛”孤立状态，彼时的“大桥经济”已给雏形未定的江海埋下了萌动的种子。

　　1992年，迎着南粤吹来的春风，江门高新区选址外海镇。1994年，外海镇、滘头、滘北、礼乐镇和江南街道办划归城区政府管辖，随后“江海”正式诞生。

　　从小在江门城区长大的熊伟光回忆：“在小时候的记忆中，外海、礼乐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后来，这里从城市的外围变为中心城区的边缘，再变为工业区，变为现在的产城人融合的示范区。”

　　一次次的“变”，让这座不起眼的城市，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

　　1996年，江门高新区掀起招商引资高潮，总投资达45亿港元的18个大中型项目落地，形成了工业区的雏形。

　　1998年，江海区和高新区两区机构合署办公，创新采取“以地换工程”的措施，解决基础设施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完成部分基础配套建设，江海逐渐有了城市的样子。

　　2010年，江门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是当时全国第76家、全省第9个家国家高新区。

　　……

　　路通了，人多了。

　　“我永远都记得那个日子。2013年6月30日24时，外海大桥正式免费。”就在那一年，中山某灯具厂的老板、如今的“新江海人”超哥在江海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

　　“当时，与中山古镇仅一江之隔的外海，小区环境好、价格优势大。但过桥费让很多本就是工薪阶层的打工人犹豫不决。”超哥给记者算了一笔帐，当时外海大桥最低过桥费是摩托车4元，如果每天仅上下班往返，一个月最低240元。那时，300元左右可以租一间村屋，何谈过桥买房。

　　那几年，像超哥一样搬来江海的“中山人”（指在中山干事创业的外地人）很多，逐渐形成了由“新江海人”组成的彩虹社区、永康社区。截至2023年末，江海区常住人口38万人，户籍总人口19.5万人。

　　人来了，产业旺了。

　　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全国市场占有率前三的企业东君照明，也正是那一年在江海买下了属于自己的地块，从中山迁移到江门。

　　东君照明生产部总监林广坦言，当初，企业因土地资源受限迁至江海，恰逢江门安全应急产业兴起，经过再次增资扩产，决定扎根江海。“来的时候，我们年产值8000万元；如今，我们的目标是10亿元。”林广笑着说。

　　二

　　现在，又有一座桥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同样是一座横跨大江大河的通道，让江海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A”字形交通主骨架的“关键一横”，深中通道让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深莞惠”与“珠中江”两大城市群瞬间拉近，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成为现实，“同城化生活”也将成为可能。

　　通车首日，“粤B客人”直奔江门高新区考察投资环境，当天返回深圳。

　　通车后首个工作日，江海区投促团队半天往返江海、深圳，4小时完成商业洽谈。

　　通车首月，深圳的房地产中介机构组团来江海考察，当月卖出6套房。

　　深中通道，不仅连接着一张纵横交错的超级交通网，也连接着一个充满成就的未来产业发展集群。

　　“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能在1小时内获取到所需的生产资料，实则反映的是非常高效的物流或供应链响应速度，这样的距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深圳某智能制造企业在考察江海投资环境时表示。

　　这是一个现象级的“同城圈”。加入同城化发展，江海早有准备。

　　教育上，“十三五”以来，江海区新改扩建14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新增优质学位超2万个，江门市第一中学、景贤小学、江海区实验教育集团组成的“教育黄金圈”优势日益凸显；出台《关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的实施方案》《关于支持江海区企业引育实用型人才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增学位、降门槛，实施承诺制、容缺制入学，让“新江海人”扎根、融入江海。

　　交通上，江门高新港启动南沙“一港通”以及蛇口、盐田“组合港”模式，深度融入大湾区港口群一体化发展。中江高速、深茂铁路建设加快推进，逐步搭建完善“十纵十横”规划路网，形成对接港深、珠澳、广佛都市圈的快速通道。

　　住房上，江海青年人才驿站为来江海求职、入职、创业的青年提供最长10天的免费住宿。

　　服务上，江海区综合服务中心增设深江跨域融合服务区，已完成对接深圳龙华区、罗湖区促成59项、67项太阳3娱乐事项“跨城通办”；设置港澳跨境服务专区，为港澳居民和企业提供21个部门共计704项事项优先办理。

　　江海是江门唯一的国家高新区，是江门奋力推向外的“尖子生”。这也注定了在“融深”“融湾”上，江海必须走在改革的前列。

　　江海，融之有“品”。江门江海制造形象店“江海汇”首店亮相深圳福田，融合侨乡文化、产业特色，实现“一店双城”体验。

　　江海，融之有“法”。深圳国际仲裁院江门中心成立，成为华侨华人国际仲裁法律服务的新高地；全省首个“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设立，直通民意。

　　江海，融之有“侨”。侨梦苑核心区功能不断完善，通过“社保+侨”“税务+侨”“政务+侨””银行+侨”“司法+侨”等模式，服务和帮助港澳台同胞以及各地侨胞、侨资企业落地江门。

　　江海，融之有“产”。江门高新区拿下“国家安全应急产业（综合类）示范基地创建单位”“全省首个安全应急特色产业园区”的称号。深中通道动工建设至今，已有58个投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从珠江口东岸地区落户至江海。

　　随着“深圳元素”“港澳元素”“华侨元素”越来越多，江海融深融湾的步伐也越来越大。

　　三

　　未来，他们来瞧瞧

　　“大桥经济”带来的“同城化”发展，不仅仅是交通方式的变革，更是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深刻转型。

　　是机遇，是挑战。

　　“想要深度融入大湾区发展，等靠要是行不通的。”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钟韵认为，交通便捷是对接深圳的重要基础，但并不是产业转移的充要条件。

　　钟韵看来，江门高新区想要精准承接深圳产业转移，需要做到知己、知彼。

　　知己，即深入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明确自身的发展定位，制定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策略，扬长避短，精准发力。

　　知彼，则是要全面了解深圳产业转移的趋势、特点以及具体需求，精准地对接深圳的产业转移需求，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承接环境和条件。

　　承接产业转移，离不开空间要素的支撑，尤其是大规模的连片产业空间。作为江门市面积最小的一个区域，江海区成于小，也困于小。

　　如何找出更多的空间？

　　江门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五邑大学教授刘志坚认为，“高新区—三江、睦洲联动发展”是突破土地空间瓶颈关键。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建设，高新区土地开发强度达48%，超过国际标准30%的红线，接近深圳和东莞。土地供需矛盾突出，江门必须刀刃向内。

　　三江、睦洲两镇总面积相当于1.5个江海区。刘志坚认为，发挥高新区和睦洲镇、三江镇的比较优势，推动三地联动发展，既能缓解高新区土地限制，又能促进睦洲、三江产业升级，加速江门经济高质量发展。他相信，江海、新会两地携手发展，定会产生“1+1＞2”的联动效应。

　　在刘志坚看来，“拿来”不一定是一件坏事。“解决土地发展困境，深圳、东莞、佛山等地都有优秀的经验案例，‘学’是解决问题的最快途径。”他表示，向“存量”要“增量”、向“空中”要“空间”、向“低效”要“质量”，通过工改、村改等方式寻求产业发展空间。

　　是竞争，是合作。

　　大湾区同城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资源有限、市场需求相似或相邻地理位置等情境下，竞争难免；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情境下，合作更能实现共赢，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看长三角城市发展历经变迁：改革开放初，城市间资源市场争夺激烈，以竞争为主，后转向合作，共同抵御国际竞争。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后，长三角一体化加速，被赋予“一极三区一高地”战略定位，形成上海引领、苏浙皖协同的模式，深化跨省市合作，推动全方位协同发展，“竞合关系”更加鲜明。

　　长三角一体化，不是要一样化，强调合作也并非不要竞争，而是要避免长期处在同一平面上竞争。

　　这对于大湾区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城市间的竞争，类似“孤岛”间的竞争，“内卷”之路只会越走越窄，会带来产能过剩、同质化建设、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博士后陈朋亲认为，构建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分工新格局，不仅有助于推动大湾区内部协调发展，更有利于提升大湾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竞合”是高度分工合作的链式发展和集群效应，即用高度分工与合作，放大产业集群效应，从而增强自身竞争力。

　　对外开放的门，是越开越大的。广东财经大学全民数字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正高级经济师黎友焕认为，在产业经济合作网络体系，江海区不要困于“县域”间的竞争，要把自己放在大湾区、全省的“大盘子”里，作为江门市的一份子、大湾区的一份子、广东省的一份子参与到全国乃至全球的“桌面”上去竞争。

　　回望时光深处，实则瞩望前行的方向。历史往往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和搏击者。“大胆”的江海以敢闯、敢拼、敢试的勇气和决心，拥抱湾区、拥抱改革、拥抱开放。

　　江海，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