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手机处理日常工作，而微信办公导致的泄密案件也在逐年递增。微信办公泄密有哪些情形？暴露了什么问题？应当如何解决？今天就随保密观了解一下吧！

　　几起典型案例：

　　一、紧急传达致泄密

　　2016年10月，某市市委某部门为部署相关敏感工作，印发了涉密文件，并通知该市29个乡镇派人签字领取文件。某乡政府干部洪某到市委领取文件后，认为事件紧急，又正值深夜，便将文件拍照发送到乡政府微信群。群成员杨某看到后，立即转发到其他微信群。之后，该件被数次转发到多个微信群和微博。

　　本案暴露出的典型问题是相关公务较为紧急，需要立即通知、部署或处理，当事人为迅速办理有关事项，不顾相关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利用微信群发送涉密文件，导致泄密。

　　保密部门组织查办的微信办公导致的泄密案件往往存在着某种“客观因素”：待办公务紧急，其他通信方式不畅，无法当面交办或报告，技术失误等。但实际上，“客观因素”的背后，是当事人漠视保密法律法规，对发生泄密后果心存侥幸、麻痹大意或放任自流等主观心态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方式。

　　二、汇报工作致泄密

　　2017年10月，某单位办公室副主任肖某，为向在外检查工作的分管领导汇报工作，找到保密员赵某查阅文件，擅自用手机对1份机密级文件部分内容进行拍照，并用微信点对点方式发送给在外检查工作的领导。

　　本案基本情节是有涉密事项需要向单位领导请示、汇报，但有关领导不在单位，当事人擅自使用微信点对点方式发送给上级。点对点发送涉密文件资料的扩散范围要小于群发方式，但在违规性质上没有根本区别。

　　三、领导交办致泄密

　　2017年10月，某县司法局从机要局领取4份涉密电报后，交给跟班学习的刘某。因当时为“十一”长假期间，刘某便将4份文件报头拍照后发至司法局工作微信群，并请示局长何某如何处理，何某在群里说电报内容不是很清楚，让刘某把文件内容发到群里告知大家。随后刘某将文件内容全文拍照后上传至群中。

　　本案是属于领导干部要求、安排或指令当事人违规利用微信发送涉密信息的情形，反映出个别领导干部保密意识不强、保密常识匮乏。部分案件中，单位负责人明确指示下级把涉密文件发到工作微信群，安排相关工作并提出具体要求，全然不顾国家秘密的安全，给单位的保密工作造成负面影响。

　　四、多种行为并存泄密

　　2017年7月，某市市委某部门工作人员宗某通过机要局将密码电报发往12个建制县（区），通过非密传真将密码电报发给4个非建制区。某区值班室工作人员杨某接到传真后，向区党工委委员徐某电话汇报密码电报的有关情况，徐某要求其通知该区综治办主任路某和社会事业局局长张某。杨某电话通知了张某，并按其要求用手机将密码电报拍成图片，以彩信的形式分别发给了张某、徐某和该区副主任赵某。张某将收到的彩信图片以微信的形式发给社会事业局民政工作负责人陶某，并要求陶某“把通知发到民政微信群，并提出相关要求”。陶某遂将微信图片发至工作微信群，其中群成员某乡民政所所长张某又将微信图片转发到其他微信群，多次转发后被境外社交网站刊登。

　　本案涉及多种保密违规行为。宗某使用非密传真发送密码电报，杨某将密码电报拍成图片并使用彩信发送，张某使用微信点对点方式发送涉密图片，陶某、张某在微信群中发送涉密图片的情节，无一不构成违规。实际案件中，各种违规行为往往相互交织、互为作用，致使涉密信息一再扩散，微信仅构成其中一环或一种媒介，这也是信息化时代泄密渠道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微信办公泄密的应对之道：

　　从技术角度看，使用微信办公与使用其他即时通讯软件办公没有本质区别。无论微信也好，QQ也罢，只是提供功能与应用，它们本身无法对涉密信息作出有效识别和区分。

　　微信办公导致泄密问题并不在于微信本身，而在于机关单位保密管理松懈、干部职工保密意识淡漠。具体来说，既表现在对涉案文件或信息等泄密源头管控不力，使得当事人能够违规将其导入微信等外部系统，同时也表现在对干部职工的保密法律法规、防护知识技能教育培训不够，致使部分当事人对使用微信办公存在着模糊认识。

　　针对近年来微信办公泄密案件数量不断攀升的态势，机关单位有必要开展专项保密教育，让干部职工普遍认识到微信办公的开放性质，普及信息与网络管理保密知识技能，并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是原则上不提倡使用微信办公，因工作特殊、确有需要的，可以在控制范围内组建工作群，交流内容严格限定为周知性的一般信息，禁止传播一切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信息；

　　二是禁止涉密人员使用微信办公，将涉密载体流程管理与智能手机使用管理结合起来，从源头上消除涉密文件数字化的隐患；

　　三是把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层层传导到每一个人，干部职工不仅要保证自己不使用微信传密，发现此类情况还要及时报告有关部门。